连平：我国农村消费具有巨大潜力，建议连续五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5000亿元，专门用于支持城镇化建设
专题：2025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年会
1月4-5日，“2025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年会”在上海举行，主题为“千帆过尽 万木春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院长连平出席并演讲。
连平在演讲中强调，提振消费需要挖掘农村潜力，具体提到了六个方面。
第一，2025年必须要大力提升消费。
连平提到，消费目前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越来越大。2024年1月到11月最终消费支出贡献率约为55%，全年有可能会达到60%左右。“2024年居民的消费支出增速是在放缓的，2025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目标很可能定在5%左右，要达到这个水平的增长，还是需要加快步伐来推进消费的增长。”
第二，2025年提振消费的重要任务，有四个方面：
一是加力扩为实施两新政策，以更大力度的财政补贴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大宗耐用消费品的依旧换新，扩大服务领域的开放创新；二是提振电信、医疗、养老等服务的消费，持续用力推动房地产市场；三是止跌回稳来推动包括家具、装潢、建材等相关商品的消费支出；四是实施提振消费的专项行动，包括提高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提高居民的养老金水平提，困难居民的收入等。
第三，我国的农村具有消费增长的巨大潜力。
未来我国农村依然存在巨大的消费增长的潜力。连平认为，可以通过改革来推动居民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持续的提升。同时，未来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升，更多农民变成市民，有助于促进消费增长。
第四，宅基地市场化的流转有助于大幅提升农村居民财产性的收入。
连平指出，作为土地要素的一种形式，宅基地应该与其他形式的土地一样，既具有使用价值，也具有流通价值，应该可以成为持有人的资产。据统计，目前农村宅基地废弃控制的面积为760万公顷，假设每年流入流动市场的闲置宅基地的面积，总体来说相当于释放约15亿平方米。
截止2024年12月中旬，过去12个月的时间里面，一线城市土地供应占全部100个大中城市供应面积的比例是2.5%，二线城市占比约为29.8%，其他城市是67.7%。参考当前全国土地市场供应的结构，综合土地拍卖价格和城乡土地折价来保守估算的话，宅基地进入市场转换的价值可以达到1.3万亿元左右。
他表示，“可见，此举可以使拥有宅基地的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快速增长，投资和消费的能力会得到大幅度提升，有助于促进消费加快增长。目前，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占它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是比较低的，只有2.5%不到，绝对额占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1/10，因此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
所以，在他看来，未来要推进宅基地市场化流转，必须要切实解放思想，要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的改革，在土地的确权、土地的流转的合法化、土地交易、金融支持等等各方面都要形成突破。要加快推进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的改革，落实宅基地集体的所有权，保障宅基地的农民资格权和农民的财产权等等。
第五，改革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产权制度，增加农民的经营性收入。
连平还指出，集体建设用地与承包地一样，也是农民群众的主要的财产。他认为，应该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产权制度。未来应该落实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制度，并在法律上予以明确。通过完善相关的政策以及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土地承包与土地经营权可分离的制度。另外，还要进一步推进征地制度的改革，要将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放在土地改革的重要位置。
第六，以更大力度的资源投入来促进农民市民化，增加转移性的收入。
连平提到，农村居民转市民将大幅度提升其消费的成绩，住房、衣着、交通、教育、医疗、养老等各方面支出将大幅度增加，预计每年农村转移市民人口享有的公共财政保障支出规模将提高50%以上。“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据，意味着未来财政资源更多地要向这方面来倾斜。”
此外，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城乡收入差异是比较明显的，2024年三季度末，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2.46倍。城乡居民的差距虽然最近这些年有所缩小，但是依然还是明显的存在。
他指出，未来国家应该会加大这方面资源的投入来促进户籍人口比例的提升，推动更多的农民转为市民。“展望2030年，假设人口保持在14亿左右，年城镇化率增长0.8%，则平均每年农民转市民的规模约为1200万人，考虑到城镇居民享受的公共财政保障支出，消费投资带来的推动我们认为可能会达到每年10000亿元。”
因此，他建议，从2025年开始，连续五年左右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5000亿元，专门用于支持城镇化的建设，重点支持农民转市民与各地户籍率变化直接挂钩，以激励地方政府持续推进城镇化的建设。
最后，连平再次强调，农村宅基地相关制度的改革将有助于大幅提升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完善将有助于增加农民的经营性的收入，更多农民转为市民，则将增加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带来居民消费能力和需求的全面提升。
“所以，提振消费不能只是将眼光投向城市，还应该把眼光同时投向农村来挖掘农村消费增长的潜力，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和更多公共财政资源的投入，推动农村消费潜力的释放。”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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